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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知名的专业服务机构，普华永道中国组建了一支近500人的ESG可持续发展专业服务团队，以综合性服务平台为多个行业和公司提供全价值链的专业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ESG，更快地与国际ESG发展趋势接轨，实现自身的可持续转型发展。目前，该团队正在协助包括金融、汽车、地产、食品等行业的客户开展战略级转型项目，例如SBTi、TCFD等层面。 倪清作为普华永道中国ESG可持续发展市场主管合伙人，在ESG 领域有坚实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在接受《ESG前线》专访时，从ESG市场一线视角，秉承诚信为本、质量为先的匠心精神，多维度解读了ESG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也为企业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实践意见。
Q：仿佛“横看成岭侧成峰”，对ESG，每个人或者每个机构选择的角度都不一样，也会有不同的看法。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认为早期的ESG作为绿色金融的一部分，更多是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怎么样去提高企业收益。另外一种观点是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聚焦社会如何共同发展。在您看来，这二者之间有没有通融的地方？A：您用的比喻非常巧妙。的确视角不同，看到的景色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我认为绿色金融本质上是一个可持续的长期回报，且风险可控，所以我会更倾向于采用第三种角度——两者兼而有之的视角。 回顾ESG的历史沿革，自2004年ESG理念正式被提出，到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正式启动，强化和推广ESG理念，我们会发现ESG最原始的内涵是基于投资，“绿色金融”甚至是到近几年才提出的一个概念。
ESG回溯到更早甚至是基于股权投资而衍生的，股权投资是一种长期的投资，同时也要追求回报，所以这和可持续的长期投资回报理念是高度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风控、投资回报和可持续三者本质上是融合且兼顾的。当企业能兼顾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给股东创造的价值才是更具可持续性的；如果需要牺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例如牺牲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只追求短期回报，只考虑股东的利益，那么资本是不能长期且稳定增长的。
Q：ESG方兴未艾，但随之而来也毁誉参半。有人认为ESG“矫枉过正”，对传统行业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和束缚，以至于招来保守人士激烈的批评。这些认为ESG被极端化的看法会不会对ESG未来的实践和发展造成阻碍？A：我也关注到了这些批评的声音。我认为首先是“质疑”，其次可能才是“反对”。“质疑”的出现其实是好的现象，它能帮助我们去思考ESG背后的逻辑。因为本身ESG的定义是很宽泛的，而且现在全球范围内有众多ESG评级体系，同一家公司在不同评级体系下得到的结果可能差别很大，这自然会给投资者和公众带来疑问：被评级的这家公司它的ESG表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认为“质疑”可以加快推动并形成一套全球一致性和协同性较高的ESG语言，这是一个健康的趋势。 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有了正面效果。全球目前有三大披露规则：1)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希望建立能够被全球共同接纳的可持续报告披露基线标准；2)欧盟推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 CSRD）来规范欧洲市场的ESG信息披露；3)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推出了针对气候变化披露的相关规则。它们都在关注ESG披露不完整、表现可比性不高的问题。随之而来，很多金融机构也与时俱进的在宣传他们投资组合项目所包含的ESG因子。当然，
最近金融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专门反对ESG的基金，他们只专注于财务上的投资回报，并不考虑任何ESG相关的因子。有无相生，对称对冲，这本来就是金融风控和价值组合的逻辑之一。 ESG的出现其实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视角。从风险角度来看，全球面临的很多短期风险都是由于地缘政治造成的，但是长期来看，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显示，过去三五年排名最高的十大风险都包括了气候风险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十大风险里有5项都和环境与气候变化相关。从经济损失角度来看，联合国有专门针对每年由于自然灾害带来损失的相关报告，
报告显示，之前20年，由于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与最早10年相比是翻倍的。因此，投资市场必须超越狭义的经济指标，正视及容纳环境和社会治理因素。 未来，全球面临的威胁会成为一种长态危机。长期的威胁需要有长期的解决方案以及长期的愿景来鸟瞰。ESG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主义的视角，可能在短期内或许会“矫枉过正”，有时“矫枉”必过正，因为有反复，有波动。
Q：普华永道很早就参与到绿色金融的领域， 2016年杭州峰会上，普华永道给G20提了一系列的相关建议，请问当时提出的要点有哪些？6年过去了，从转化落地的角度来说，您认为实施的效果如何？有哪些可以进一步提升的地方？A：首先很荣幸普华永道作为B20 峰会的一份子，为G20峰会贡献了一些建议。当时我们主要提出了4个要点：1）推动绿色投融资市场的发展；2）建立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普惠金融；3）通过全球化金融监管促进全球经济增长；4）增强国际税收的协调性，实现包容增长。 短短6年间，在央行的推动下，国内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政策制定上，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文件。这对整个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根据最近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绿色贷款体量已经超过了22万亿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绿色信贷市场。绿色债券我们国家的发行也超过了1万亿，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绿色金融这个概念从2016年提出至今，不只是中国，各国都在发布自己的绿色金融分类学。这个词蛮有意思，绿色金融到底是什么？主要可以通过识别哪些行业符合绿色金融的特征来理解。比如，中国对绿色金融的早期定义里，除了风光电，也会把传统石化行业的一些节能项目包含在里面，但是国际上普遍会把棕色的产业剔除在外。当然我们国家的监管也一直在与时俱进，我们看到2021年4月21日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一版绿色债券分类目录指引里，已经把棕色产业彻底剔除了，与国际标准保持高度趋同。
我国的绿色金融分类学一直在和国际的分类学寻找交集，这将非常有力地推动跨境绿色金融的投融资活动，让更多优秀中国绿色项目能够有机会和欧洲的资金对接，以满足欧洲市场投资绿色产业的需求。 另一个方面，我刚提到的22万亿的绿色贷款其实只占全国贷款的10%左右。那剩下90%是什么？其实就是存量的这些传统、棕色、高排放，或者说还没有机会去做绿色转型的行业的贷款。很快人民银行也会有更明确的指引来进一步推动绿色转型金融的发展，给整个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帮助高排放的企业进行转型。
Q：ESG率先在商业领域实施，这样就必须要在商言商。简而言之，ESG要能够创造商业价值，普华永道有自己的一套可持续价值创新的方法，这套方法有哪些要点？A：普华永道在两年前提出了一个“新方程”，就是信任和成就。更多的强调是我们如何去给客户增加价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会计事务所，我们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帮助企业解决重大问题，营造社会诚信。 传统上，我们从财务信息角度来增强社会诚信，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关于金融资本的可信赖的财务信息，这就是我们给市场带去的价值。如今，从非财务的角度出发，就要看ESG本身如何能为企业增加社会资本的价值，也就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 ）与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区别。因为，当你只关注财务，只关注股东利益的时候，负外部性是没有责任性的，即企业没有为造成的社会成本负责。过了临界点，资本也无法长期增长。当你去衡量环境和社会的关键指标时，外部性能够被衡量并且去报告，这将带来更多的透明度，促进企业为所有成本负责。现在，有了非金融层面的衡量，如果能够把它融入到财务板块，综合指数的价值就非常大了。 我们也从消费领域的一些市场调研中，发现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对 ESG尤其是环保理念是非常认同的，甚至可能比全球的认同感都要高一些，这也使我们在这个领域继续深耕和探索的信心倍增。
Q：前面讨论了一些宏观问题。ESG落地还是有很多微观执行层次的挑战。首先遇到的就是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方法。对此，你有什么建议？A：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必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披露标准要统一。20年前，不同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会计准则，直到国际会计准则推出，在这个准则下披露的信息才具备了可比性，也才有了实际的意义。 另外，ESG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所包含的议题也非常广泛。举个例子来说，企业在对气候相关议题进行披露，特别是收集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时，可以参考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onClimate-RelatedFinancialDisclosure，TCFD）的框架，该框架给出了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概念，就是温室气体的范围123。在TCFD的框架下，企业不仅要收集和披露自身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范围1），还要覆盖其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2），以及其价值链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即范围3）。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收集范围3的数据其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这些数据需要依赖价值链的实体来提供，相关数据并不在公司掌握范围内，这对数据的准确性、质量和可靠程度都将带来挑战。 除了收集的途径，还有一个收集的效率问题需要关注。目前市场上很多企业还在通过手动的方式收集和填写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量，而且人工填写容易出现错误。普华永道是市场上第一个开发了ESG数字化工具的机构，数字工具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系统性的计算，并保持一致性，提高数据收集和整理的效率；还可以把每一年的数据累积下来，为后续制定各种基于科学的目标打好基础。 总之，数据的收集和披露过程充满了各种挑战，首先要基于统一的标准，其次善用数字化工具。
Q：如此，是否可以理解为ESG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紧密联系？A：是的，数字化解决可持续问题是这个时代的新命题。其实数字化在财务领域已经有实践经验了，但ESG更需要我们用好数字化的工具，甚至可能和区块链的技术相结合。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已经有很多企业把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放在一起去思考。我觉得应对气候变化也好，生物多样性丧失也好，它们都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产物，工业化时代带来的负外部性，我们要用数字化时代的思维和工具去解决。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科技，科技不止是数字化，还要靠真正意义上能源科技的突破，才能在供给侧把能源问题解决，这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前提。
Q：人们常说数据是新燃料。言下之意，数据是新时代生产的战略性生产资料。一旦涉及到战略资源，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跟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层面了。与此相关，中国去年出台了《数据安全法》。PwC在数据安全方面对企业有哪些建议？A：关于数据信息的安全，您提到的《数据安全法》里面包括了很多相应的规定和要求，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存储，要保证所有的数据从最原始的地方就是安全的。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数字化工具，如果收集的是中国境内的企业信息，就一定需要是本地的部署，比如服务器和云端需要在中国境内，以防数据泄露。
Q：可持续性发展有一个维度很重要，但常常被忽视，那就是如何保持生物多样性，普华永道作为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PBF）的创始成员单位之一，在推动实施ESG的大背景下，如何去看待生物多样性这个议题？A：普华永道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关注生物多样性。除了您提到的 PBF，我们也在积极参与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TNFD）的工作推进，另外我们和世界经济论坛也有非常多的合作。 即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COP15，预示着生物多样性议题极有可能会和当年巴黎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一样受到全球的重视，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时点来提升全球对生物多样性重要程度的认知。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的影响并没有离普通人很远。这和我之前提到的气候变化范围3的逻辑类似。生物多样性丧失会通过价值链传导影响，比如一些企业需要进口的大量原材料，是在巴西或者印尼的雨林被烧毁后的土地上种植的，那么这家企业已经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严重影响。 所以当大家有了这个认知，就会去审视自己企业运营供应链里生物多样性的风险。我相信这很快能够产生积极的推动，从源头上杜绝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为。所以我也很期待今年COP15推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全球其实有一半的GDP产出是高度依赖自然界的，不单单是雨林，海洋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非常快的板块之一。但我相信随着这些全球组织以及标准的推出，我们很快能够让商业社会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议题，并将生物多样性议题的重要性提到和气候变化一样高，这将为企业乃至全球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
Q：我们曾经采访了一些ESG评级机构。同时在研究ESG行业背景的过程中，也重点关注ESG评级机构。我们发现，有一些评级机构既做审计，也做咨询，还做评级，扮演一个综合的角色。当他们提供这些全方位服务的时候，就难免出现是否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知名咨询机构对于客户的有违职业道德的业务视而不见，甚至为客户“洗白”。ESG的服务机构如何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来应对这个问题？A：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词是“独立性”。对比现在的全球可持续披露体系（非财务）的建立和20多年前的全球会计准则这套财务体系，有非常高的相似度。虽然非财务信息还没有要求被审计，或者说审计要求还在提案过程中，但是很多的披露体系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而且他们重点思考的方向都是谁来审计，而且这个审计机构必须要独立于企业。这和财务信息的审计同样重要。 就财务审计而言，如果是由普华永道来审计的客户，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服务范围，比如我们不能去帮客户搭建任何的财务信息系统，因为这个有可能是我们需要审计的范围。所以我觉得未来随着披露体系和审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不管是会计事务所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评级机构，或者是一些独立的咨询意见提供方，他们都需要去尽快建立起严格且独立的体系，独立性体系是会计师行业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基本质量的保证。独立才能有公信力。职责和职权范围的边界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定义。
Q：普华永道在内部治理结构上有什么专门的设计来保障独立性？A：独立性的结构设计上我们投入了非常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我们有专职的合伙人和一个很强大的团队，负责中国包括香港业务的独立性。我们需要清晰的定义和识别哪些是我们的审计客户，哪些是我们的潜在审计客户。即便是潜在的审计客户，也需要遵循美国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要求。除了保持机构和商业之间的独立性，我们也要求保证合伙人及员工的个人独立性，这样才能清晰地判断和约束我们能做什么样的服务，不能做什么样的服务。商业上的独立性往往具有非常具体而明确的要求，我们实际上每年都有独立性相关的培训。但如果涉及到个人的独立性，就不单单是涉及合伙人或员工个人，还会涉及到直系亲属或其他家庭成员的独立性，这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需要有专职的团队，要有年度的培训，另外很重要的是每年要针对这个事项进行检查。我们的合伙人是百分百覆盖在检查范围内，然后对重点员工进行抽查，未来几年之内也要全部覆盖。当然，惩罚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如果出现违规的，我们会有很清楚的惩罚机制。
Q：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企业的背景不一样，所属行业不一样，发展的阶段也不一样，不同企业在面对ESG时有不同的反应措施。有一些采取观望的策略，更多的采取防守策略，即为了满足合规要求，达标即可。当然也有一部分企业强调内升华，积极响应和实践ESG。企业在制定ESG战略的过程中是不是要和所属行业的属性做一些匹配性的思考？A：没错，不同企业的不同策略是没有对错的，只有适不适合他现在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全球CEO调研，我们内地85%的企业都做出了零碳的排放承诺，当时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也很震惊，怎么会这么高？但后来我想可能因为我们调研的很多企业本来就是行业的头部企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也非常自然。因为你已经是行业的领头，你更需要在战略上有引领性。像这些其实已经把ESG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的企业，他们看重的更多是未来业务的开拓。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金融机构，他们把 ESG、绿色金融发展作为一个主要的成长型战略；但如果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企业，例如那些还处于初创期或者还没有上市的企业，它还在为活下来而挣扎的时候，即便他有这方面的认知和很强烈的意愿，他也首先要确保企业的经济回报。
商业上的可持续，不是说只考虑ESG不考虑经济回报，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只谈ESG没有经济基础也肯定是不对的，要找到两者间的平衡。 我们服务的很多基金也开始推动它的投资组合公司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很多基金机构都签约了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 PRI），当然何时纳入ESG因素，纳入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企业的成熟度和发展阶段。在企业的发展阶段，可能就是能够把这个议题作为投资组合公司的议程做一些讨论；到了企业更成熟，能够活下来、立起来，但是利润不会很高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绩效考核；直到它已经快要上市了，这个时候企业会更为系统性的去思考如何把ESG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当然也有天生带着ESG的DNA出生的企业，如果是这样的企业，它们会更早的把ESG因素考虑进去。
Q：作为新生事物，ESG已经迅速被社会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是“漂绿”现象，即以欺骗造假的手法，编织ESG表现数据。企业应该怎么样避免掉入“漂绿”的怪圈里？A：资本市场已经开出了一些针对“漂绿”的罚单了，我觉得重点还是“知行合一”。“漂绿”在国际上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议题了，我的建议是企业在实践ESG时，要借鉴一些已经成熟的方法论，制定基于科学的、可实施的目标，稳扎稳打。同时要加强信息收集和披露的透明度和质量，回到我们之前说的数据问题，在建立方法论之后，要有一个类似财务信息的管控流程和管理办法，包括建立完善的审计制度等等。
Q：大部分中国企业还在认识和学习ESG的阶段。当前，全球缺乏统一的ESG披露标准，评级体系间的关联度也不高。它对落实ESG带来更多挑战。企业暂时也缺少ESG专业人才去理解和整合ESG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请您给中国企业三个实践ESG的建议，您会选哪三个？A：首先，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管理层的认知，只有充分理解ESG背后的复杂性和它的紧迫性，以及认知到趋势性的存在，才能够正确的去定位ESG，以及ESG对企业本身的重要性。 第二，要打好基础，你不能脱离现实去一味地追求ESG，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新问题。 第三，要具备数字化的理念，从收集信息开始，思考如何使用高效的工具在每一个阶段帮助企业实践ESG。 【结语】 任何新理念和新事物的出现都伴随着支持和反对的声音，ESG 也不例外。ESG作为一个长期主义的投资概念，短期内可能会有人质疑“矫枉过正”，但不矫如何正？随着近年来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的频发，还有越来越严重的气候问题，我们不得不对人类行为和商业活动做出一些约束，这正是ESG的价值所在。 随着ESG的相关制度和标准越来越健全和规范，未来，ESG是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长远利益的。全球都应该提高对ESG的认知，企业也应该找到正确的方法论，为自己，也是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转型，贡献一份力量。
以上观点仅代表主持人和受访嘉宾的个人观点
关于ESG前线（ESG Frontline）
ESG前线（ESG Frontline）由Bloomberg Green彭博绿金与中财协ESG分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商业文明和共同体研究所、彩色星球团队联合策划并推出，试图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同时立足中国本土特色的内容专栏。通过和具有ESG资深专业背景的专家、ESG产业转型实践先锋和创新者、ESG体系标准的制定者的深度对话，帮助中国企业和公众能从公正、客观的角度，全方位、体系化地深入了解ESG。
该专栏由鲍勇剑教授与唐素君女士共同主理。
鲍勇剑系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Dhillon）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 特聘教授，万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2022年度）,《清华管理评论》（2017）十大管理创新思想者之一。
唐素君系彩色星球创始人，康藤旅游联合创始人，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GSTC)理事，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协会ESG分会副理事长，并于2022年被邀请担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商业文明与共同体研究所ESG项目主任。
《ESG》专栏工作组其他成员：岳怡辰、胡雅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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